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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2008

占疾

2008.12.8 14.45
 
戊子年十一月十一日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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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艮土   震木
用艮土   坎水    离火
 
初六:艮其趾,無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11/11/2008

关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前面的那一篇《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原来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网站上,当然我很困惑于为什么这样一个机构,现在敢于登这种东西了。因为这无异于自己猛抽自己耳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当前位置>政务信息>调查研究
http://www.mof.gov.cn/caizhengbuzhuzhan/zhengwuxinxi/diaochayanjiu/200807/t20080709_56758.html
 
但显然他们虽然无耻+愚蠢,但还不白痴,被打了,哪怕被自己打了,也是知道疼的。所以很快这篇文章又一如既往的被删了。
不过也一如既往的被大家保存下来了。我是摘自: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15577.html
另外,QQ新闻网上也有相关介绍:http://news.qq.com/a/20081111/000286.htm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作者:思源 来源:炎黄春秋 年4期

  人民政府要以民生为重,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要将国家财政的钱,最大比例地用于民生,围绕民生来安排财政支出。

  一、历史和现状:财政对民生投入太少

  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财政投入民生的比重,打造民生财政,需要先了解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结构。

  请看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见P13表1)

  这张统计表暴露出两个问题:

  1、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

  2、从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到了76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列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注1]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级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应该是精打细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们所花的行政费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为低廉。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行政费比重,居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那么多。中国公仆的花费,居然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挤占了主人的用款。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总结构仍不合理。它当然应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民生财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对象。

  未来设想之一:取消公务员职务消费,节省行政费5000亿元

  要建立民生财政,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钱从何来呢?在现有的财政总盘子中,显然要改变财政支出结构,从削减不合理的行政管理费中挖掘财源。其中来源之一就是取消公务员不合理的职务消费,预计可以省出5000亿元。

  目前中国行政费中明显不合理的开支是“三公”——每年公车消费4000亿元左右、公款招待吃喝玩乐2000亿元左右、公费出国3000多亿元左右。以上“三公”消耗共计9000亿元左右。[注1]尽管每年“两会”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慷慨陈词,新闻媒体口诛笔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费的这“三座大山”却是年复一年“我自岿然不动”。

  据统计,2004年中国大陆各级党政机关公车约有400万辆,年费用4085亿元。尔后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在以超过20%速度递增。“公车”,顾名思义应是仅限于公用。但目前公车的普遍现状是领导人员用三分之一、家属用三分之一、司机用三分之一。这种“三三制”一般人早已见怪不怪,2006年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个超越三三制的普通事例。

  请看一个局长司机老黄的7天行程:

  10月1日,局长好朋友的儿子结婚,老黄到婚纱店将公车装饰为婚车,然后接送新人,忙了一天。

  10月2日,老黄一大早起床,把去旅游的局长儿子一家三口送到机场,然后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父母来该市过节。

  10月3日,陪局长夫妇到城里购物。中秋节将至,晚上陪局长各处送礼。

  10月4日,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妹妹一家到局长家,晚上继续陪局长送礼。

  10月5日,送局长妹妹一家回家。

  10月6日,到机场接旅游归来的局长儿子一家。中秋节晚上,老黄终于在家吃了顿团圆饭。

  10月7日,送局长父母回老家。回来后送局长去酒店,把局长从酒店送回家后,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在老黄的概念中,公车,就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除正常办公用车外,那就是:送局长与家人四处旅游、赴宴;接局长的孙子上、下学;连局长儿子的驾驶技术也是老黄带他到城外荒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练出来的。

  实际上,在中国城乡各地飞奔的许多公车,不仅仅是公款购买的私车,而且是公款雇佣司机、公款维修保养、公款购买保险的私车。

  放眼望去,这道公车私用的风景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是越来越罕见的稀奇景色了。

  韩国首都首尔市已把“官车”数量砍到只剩4辆,市长和3位副市长各1辆。没有紧要公务,市长也须乘地铁上班。

  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英国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也都是每天乘地铁上下班。

  瑞典政府高官工作时可以使用公车,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车,首相也只能开私家车上下班。[注2]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拦住任何公车,检查其是否执行公务。

  德国一位女议员因为用公车送丈夫到大学上班被曝光而不得不辞职。

  丹麦的公务员出差只能坐公共汽车,出差地如果没有公交车,才可以乘坐出租车。

  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倒霉的市长,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不但丢了乌纱帽,还被判入狱六个月。

  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一说。除总统以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间使用专车。亲友揩油之事闻所未闻。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门。

  社会主义中国,公务员理应更加廉洁奉公。然而让人很难理解的是,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从国家级的部长到县级的科长以及乡镇长,只要有条件的,都要搞上一辆专车;没有条件的呢,努力创造条件也要搞一辆玩玩。而一旦有了专车,几乎不言而喻就有了全天候24小时使用权、全家使用权、亲友使用权、公私不分的使用权。

  这种公车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激化我国党政官员与普通百姓矛盾的“导火线”,成了建设节约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公敌”。可以说,这种公车腐败之弊,上上下下有目共睹;至于如何改革,则意见大相径庭。

  如果能站在关注民生的角度看问题,公车改革的思路我以为并不难理顺,关键就是两条:

  第一,为了民生,必须从根本上禁止官员化公为私、公车私用。

  第二,领导干部专车制度,是导致公款私车制度的捷径,不能不取消。

  循此思路,我斗胆提出一个公车改革方案供政府与读者朋友参考。

  这个改革方案要点有五:

  一、除军队系统以外,同一城市的所有公务车组编为三类出租汽车公司,均按企业运营,价格与当地其他出租汽车公司相同。其中,A类公司为机关内部服务,同时保留部分特殊管理办法;B类公司面向社会服务;C类公司兼顾机关内外服务,根据机关内公务用车的需求情况灵活调度。

  二、公务员因公用车,既可以乘机关出租汽车,也可以乘社会出租汽车。

  三、A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优先安排因公用车,并保留必要数量的备用车以应公务急需。任何人以任何原因用车均须按规定付费。

  四、公务员因公乘车付费后,由本机关按财务制度审核报销;因私乘车的费用一律自理。

  五、取消各级领导干部专车制度,领导干部公出,由公司调度安排备用车;公出结束,备用车仍归公司调度管理。

  这个车改方案将机关公车改为企业化运营,公务用车绝大部分社会化,既能保证公务员工作用车的需要,又能杜绝公务员私占公车,同时可以大大降低机关公务车保有量,从而节省出大量资金用于民生。

  《人民日报》2005年1月26日报道,据了解,甘肃省一个县的公务用车少则89辆,多则362辆;要养活全省公务用车,一年花费8.07亿元。公务车每公里成本费6至8元,是市场成本的8至10倍,使用效率只有市场运营车辆的十分之一。

  依此计算,按照市场运营车辆的成本效率指标管理,按照我国现有公车400万辆、每年费用4000亿元计算均可削减90%,只需10%。在改革过渡阶段,即使打上1倍的保险系数,最多也只要保留20%就足够了。

  总之,仅仅公车管理制度改革这一项,只要动真格,从公车消费的4000亿元中每年可节省出3000亿元是有把握的。这笔巨款投入民生,可就是民生财政的第一桶金啊!

  那么,民生财政的第二桶金该从哪儿挖出来?毫无疑问应指向花在吃喝上的那几千亿元公款。

  请看,全国公款吃喝开支的攀升账。[注3]

  1989年370亿元

  1990年400亿元

  1992年800亿元

  1994年1000亿元

  2002年2000亿元

  2003年以来每年的公款吃喝是多少呢?据有关资料,已达3000亿元左右。

  公款吃喝最初还有所限制,叫做“四菜一汤”,后来变成了“四盆一缸”,再后来,一桌酒席有的花费数千元、上万元公款也在所不惜。如今更大有发展:“凡客必请,凡请必吃;来者必陪,陪必高档。”有的餐前有康乐休闲,餐中有歌舞伴唱,餐后还有娱乐按摩。因此,公款吃喝后面还得加“玩乐”二字才般配。

  什么叫职务消费?我看这些都应叫特权消费。

  一个人担任了某个职务,于是乎他个人的吃喝玩乐用车用房便都由公款支付,而且职务越高,公款消费的权力便越大,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特权消费吗?这种“职务消费”,最终可能引起天下不平、天下不稳,实在是社会和谐的天敌!因此,我主张对这种职务消费坚决予以取缔。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条社会常识——崇尚公私分明。而我们这种所谓的职务消费恰恰就是公私不分、化公为私、损公肥私,是有损于执政党光辉形象的。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天天讲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搞这种职务消费就不能为人民服务吗?不占用公款吃喝玩乐就不能开展工作吗?

  公款吃喝的问题,我以为只需两项措施就能管住:

  第一,建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

  现在推行电子政务,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建议设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凡是用公款消费(包括吃喝等项)的账单,逐日全部在各级政府的网站上向全社会详细公布,比如说,招待者(一律自己付费)和被招待者的姓名、单位、职务,所点主食、副食、饮料、烟酒的数量与价格以及就餐地点等等。这些信息可以成为感兴趣的网民、选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质询、举报的线索,负责报账的财务部门及其主管领导要定期接待有关人士的查询或举报。这项措施不是很麻烦,代价不大,却有利于培养广大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改善政府形象,刹住公款吃喝风。

  第二,实行份饭制,规范公务接待。

  现在工作餐有些花钱如流水,难以节制,与就餐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建议今后无论内宾、外宾和陪餐者,一律采用份饭制。每人一个托盘,每盘一盒饭一盒菜一盒汤。对于有特殊饮食习惯的人(如忌辣者、忌猪肉者或彻底的素食主义者)可以适当调节食物品种。饭量太大的人可以加点饭,绝大多数人都能吃饱,以利工作。个别未能尽兴者,可以晚上回家放开来享受。

  我们传统的聚餐方式是合餐制。8─10个人一桌,8─10道菜,乃至十多道、二十多道菜层出不穷,既不卫生,也不节约,更不利于减肥。当然,在非公务就餐时,究竟采用份饭制还是合餐制,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凡动用公款就餐,应一律规定为份饭制。这对于端正党风、政风,对于改善民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取消公务员不合理的职务消费,从公车消费中至少省出3000亿元,从公款吃喝中至少省出2000亿元,仅此两项就能抠出5000亿元白花花的银子,投入民生领域,成为民生财政的重要来源。

  未来设想之二:财政资金退出竞争性产业,可削减经济建设费5000亿元

  当今世界各国,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能都是对国民收入进行第二次分配。所谓第二次分配,就是在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进行第一次分配之后,政府通过征税,形成自己的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把钱主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改善医疗卫生、维护社会安全、扶贫救灾,使公民无论贫富都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卫生条件、教育条件等等,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收入、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这正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政府的任务不是生产,生产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事。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应由企业自身积累或通过资本市场去融资,不能找国家财政要钱。国家财政不能以生产性支出为主,只能围绕人民生活、社会保障来安排支出。这就是民生财政的意义所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偏离了世界潮流,财政部被当成了“建设部”。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82年到2005年,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里,每年财政预算中最大的支出都是经济建设费(主要用于国有经济主管部门事业费、国有企业增拨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资金以及基建投资),这一项费用比救灾费、抚恤费、离退休费、社会救济福利费、文教、科研、卫生等经费的总和还要高出32%!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过高比重的国有企业的这种大量投资,严重挤占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发展资金。

  为此,我曾于1995年9月21日在武汉大学演讲和随后的一系列论文中呼吁:“国有制比重非降不可。”[注4]我提出降低国有制比重的办法主要是国有资金保留于少量的公益性产业,而从大量的竞争性产业退出。众所周知,竞争性产业固有的经营风险甚大,政府不应将全国纳税人血汗钱形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竞争性产业中去冒险。

  竞争性产业经营风险究竟有多大?我们不妨列表来看:(见P17表2)

  点击看表2

  表2如此令人痛心地宣告:在这长达16年的时间里,全部国有工业的亏损率每年都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亏损企业累计亏损11110.5亿元,比非国有企业的累计亏损总额7532.7亿元高出3577.8亿元,而其盈利企业的盈利总额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却低了4895.5亿元。这一盈一亏综合计算,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了8473.3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16年中还吃进了国家拨给的“经济建设费”累计总额7万多亿元。

  这张表同时令人振奋地宣告: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在1990─2005年这16年中,在没有吃国家一分钱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创造利润3万多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00多万亿元(见P18表3),2006年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68.8%,三分天下已经超乎其二!中国人对中国经济前途持乐观态度,恰恰就是建立在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快、效益高,已经占据主体地位这样一个客观基础上。

  

  当我们欣喜地看到非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时,我们也不能不痛心地承认:每年向国有企业的巨额注资,成了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拖住了全国人民改善民生的后腿。

  正因为如此,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并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竞争性产业中,要实行“国退民进”的战略。也就是说,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产业;同时鼓励民办企业向竞争性领域发展;通过多种方式,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逐步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或私有企业。

  从1998年起,中国就向全世界宣布要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财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公共财政”不如“民生财政”的概念更清晰,有的地方把政府盖豪华办公大楼作为“政权建设”,也归为“公共财政”的成就之列,实际上与改善民生南辕北辙。近几年适逢计划经济思想回潮,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又流行起来,说什么“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要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财政的钱要向国有企业倾斜”。于是乎本可用于人民生活的民生资金继续受到挤压,“经济建设费”继续从老百姓的牙缝里流向国有企业,且流量越来越大。2006年再创新高,超过了1万亿元。这么多宝贵的全民资金没有投向民生,而是流到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无底洞中去了。

  还能这样年复一年地往无底洞里扔钱吗?不行!要真正“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必须当机立断,根治众所周知的积弊——“建设型财政”,认真打造众望所归的“民生财政”。我建议将“经济建设费”削减60%,转为“民生资金”。在这项改革起步时可以稍稍放宽一些,以2006年经济建设费10734.63亿元为基数,先削减一半,省出5000亿元来。

  未来设想之三:将节省下来的一万亿元投向民生

  根据前面的研究,通过一定的改革措施,将每年财政支出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削减,节省出一万亿元资金,是完全可行的。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笔:

  公车消费4000亿元,削减3000亿元;

  公费吃喝3000亿元,削减2000亿元;

  经济建设费10000亿元,削减5000亿元。

  节省下来的这一万亿元财政资金应全部用于民生领域,可以考虑大致作如下分配:

  第一、将公车消费削减的3000亿元,划拨成公共卫生经费。

  这3000亿元应主要投向以下四个方面:

  (一)、300亿元,用于疾病预防与控制;

  (二)、2200亿元,用于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三)、200亿元,用于补贴医疗保险;

  (四)、300亿元,用于建立医疗急救基金。

  现在的关键是,从每年4000亿元以上的公车消费中砍下3000亿元,虽然在客观可能性上没有问题,但从公务员的主观方面看,还真是一场艰苦的“思想革命”。它不但要触及部门、单位、个人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涉及公车制度改革后如何适应新秩序,安排好工作。这项改革没有权威的领导不行,没有领导人以身作则更不行。我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成立一个“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国务院副总理级的公务员担任组长。

  以往我们抓中心工作的领导小组往往是“单打一”,而“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则不能不“双肩挑”,两项任务直接挂钩。要搞好医改,有许多工作要做,条件之一是要增加财政投入;而要增加这一部分投入,就不能不减少另一部分开支,不能不向积弊甚多的公车消费制度开刀;如果这一刀开不好,医改的经费投入依然是“千呼万唤上不来”的;医改落实不了,不仅有害于亿万老百姓,而且也有损人民政府及执政党的公信力。砍公车消费,增医改经费这一战役,可以说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和公务员素质,真正为人民办实事的一场重大考验。凡是在公车改革中表现不自觉的公务员,在今后公务员改选或改聘时,应属被淘汰的优先对象。

  第二、将经济建设费中削减的5000亿元,追加于社会保障体系。

  这5000亿元分作两部分使用:

  (一)追加财政预算教育经费3000亿元。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即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2000年这一指标实际上只达到2.58%,而那年全世界平均水平是4.04%。[注5]

  按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正式公布的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5161亿元,占当年GDP183867.9亿元的2.8%,如果追加这3000亿元,则财政性教育经费共计达到8161亿元,占GDP比例则为4.44%。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一举实现久攻不克的4%的目标,还略有富余,可以在此基础上去追赶200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7%,稍稍有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

  (二)5000亿元中还剩2000亿元,初步考虑可以用于社会保障的以下8个方面:

  1、增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4项基金共计600亿元;

  2、适当扩大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追加费用共400亿元;

  3、适当增加抚恤金100亿元;

  4、追加社会救济福利费300亿元;

  5、追加就业服务机构经费100亿元;

  6、追加救灾支出100亿元;

  7、对工人(含农民工)进行常规职业培训费用200亿元;

  8、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准备200亿元。

  第三、将公款吃喝中削减的2000亿元分作两部分,其中:

  (一)中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刚刚开始建立,资金筹集几乎从零开始,应安排1000亿元。其中用于廉租住房制度500亿元,用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500亿元。

  (二)最后1000亿元追加投入环境保护领域。我国2006年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总共才161亿元,实在是太少了。环境问题危机四伏、欠账甚多,亡羊还需补牢。

  简而言之,10000亿元分成三大块:

  第一,公车消费节省3000亿元,给医疗改革;

  第二,给国有经济的投资节省5000亿元,给教育和社会保障;

  第三,公费吃喝节省2000亿元,用于环境保护和保障性住房制度。

  我这个办法也可以叫做在财政支出总额既定的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道理在于东墙该拆,西墙当补。

  [注1]2007年8月《领导者》杂志第17期

  [注2]见“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注3]《城市管理》2005年第6期第13页

  [注4]参见拙著《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注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国际统计年鉴——2006/2007》第372页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13/10/2008

。。。

老姑妈,小的时候,我都会偷偷的叫“老虎妈”、“老虎嗲”,以为你们不会发现。其实你们一点也不象老虎那么凶,我还能记得读书时一考完试,你们带着我和姐姐妹妹出去大吃一顿。看着我们吃完一桌酒菜,你们笑的比我们还满足。这几年我们工作了、成家了,你离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远了。可是现在,这些记忆又突然全部摆在眼前了。就好像咋天才陪你吃完一顿晚餐。。。

爸爸他们哭你一生凄苦,我只是耳闻,却未能感受。因为你始终乐观的坚持着。在住院期间,他们说你几次都想要放弃,我想,只是因为扛的太辛苦吧。周五我去看你,握着你的手,要你再苦也要坚持一下。你在昏乱中点头答应。回家路上,我跟爸妈说,你应该可以再过这一劫。因为我想,你答应过要坚持住的。却不料这是最后一面,当天半夜就接到噩耗。。。

那不如就这样吧。。。病痛太苦、责任太累,就全部放手吧。。。如果想来世,就去轮回,如果想永生,就去天堂。总之,从现在开始,幸福的存在着。

09/10/2008

Give us, us FREE!

这不是一句标准的英文。但当Cinque站在法庭上撕心裂肺的高喊这句话时,所有人都明白他在诉求什么。就连屏幕前的我,也深深的体会到这种对自由的迫切的需要。因为圣经中说过的、因为独立宣言上说过的、因为世界人权宣言上说过: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自由。虽然5000年来我们从未享有过哪怕半分钟的真正的FREE,但我相信有无数个Cinque,象我一样,在心中高喊着:Give us, us FREE!

Amistad的中文译名有点庸俗--断锁怒潮,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无厘头的名字,使我错过了这部spielberg 97年执导的片子。其实google一下“阿姆斯达”,就可以知道这样一艘船的名字,在美国宪政史上居于多重要的位置。不过建议先看片子再去找文字资料。别象我一样,因为之前已经看了一些文字的东西,所以始终觉得这部片子拍的有落差。这不是导演的错,spielberg一如既往的,拍了一部好片,甚至可以说是又一部著作。只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对于一段重要的历史,没有任何官方的说法。所以你可以找到大量的文字资料,从多个角度去了解。虽然200年后的你不能经历那段历史,但大概总会更接近于真相一点。不象我们,如果按官方的口径去寻求真相,往往越走越远。

07/10/2008

媒体不得异地监督

昨天偶闻财经时报事件,上网站一看,果然已经被封杀,只是这次不是CCTV,是被其“上级主管机关”。我也不知道这个“上级主管机关”是谁、它上到哪一级、又是如何“主管”一家不是它出钱的报社的,反正就是一牛B人、一牛B机构就对了。
至于被封的理由是“被上级主管机关认定为违反了‘媒体不得异地监督’‘新闻采访需履行正规采访手续’‘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等新闻宣传纪律,导致失当”。总之一句话,因言获罪。
这在21世纪的国家中是比较少见的。当然天朝就是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它虽然建国60年,但却号称有5000年的文化,只是朝代与朝代的关系我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国情、政情,和5000年前差不多。当然即使这和5000年前差不多,也仍然比美国好5倍。
 
下面摘录两篇东西,一个是财经时报的声明函,再一个就是那篇祸根,不过因为这后一篇违反了“媒体不得异地监督”“新闻采访需履行正规采访手续”“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等新闻宣传纪律,导致失当。所以大家一定要用批判的态度,当反而教材去学习。
 
 

财经时报公告

尊敬的财经时报读者:

《财经时报》因为今年七月刊发的一篇企业报道被控失实,被上级主管机关认定为违反了“媒体不得异地监督”“新闻采访需履行正规采访手续”“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等新闻宣传纪律,导致失当。上级主管机关决定对财经时报实施停刊整顿三个月的处罚。

关于此次报道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并继续向主管机关做出陈述。

虽然我们在短期内无法正常地向广大读者提供服务,但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用更好的工作报答大家。

我们特别要通知我们广大的长年订户,我们保证将以适当的方式予以赔偿。

这次停刊整顿还对我们的广大的广告客户以及合作伙伴造成不便,我们在此保证,我们会按照国家法律以及我们之间的合同妥善处理。 

特此公告 

                                             财经时报社

                                        2008-9-25

摘录二:( http://www.bullog.cn/blogs/lianyue/archives/182548.aspx

农行常德分行46亿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真相


    2008-7-11 21:41:00  财经时报

在农行拉开8000亿不良资产剥离大幕之际,其二级分行的不良资产剥离隐藏了巨大玄机。农行常德分行所走的剥离——回购路径,潜藏了重大隐患

2008年7月,8000多亿元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大戏即将拉开帷幕。

而在此时,围绕着农行不良资产的处置,牵扯出农业银行湖南常德市分行(下称“农行常德分行”)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下称“长城长沙办”)一段尚未尘封的往事。

早在2006年底,《财经时报》曾对农行常德分行在2003年至2004年期间违规剥离不良资产进行独家报道。当时,农行常德分行通过私刻公章、复印公章等方式,“炮制”了资产管理公司核销剥离不良资产所需要的文件,将12.11亿元的经营损失以正常的呆账剥离。

事隔一年多,正值农行股改全面提速之际,《财经时报》再次独家获悉,今年4月底,有知情人士向农总行举报,农行常德分行又一次向长城长沙办违规剥离46.21亿元的不良资产,目前农总行正在对此事件做详细彻查。

从12亿到46亿,记者了解到,这其中不仅仅是数额的成倍变化,与第一次违规剥离不同的是,最近发生的不良资产剥离背后还隐藏着让人琢磨不透的资产包回购之谜。

46亿不良资产

农行常德分行的内部人士向《财经时报》透露,该行向长城长沙办剥离这笔巨额的不良资产源于农总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罗熹对湖南农行的调研。

2007年9月,农总行发起了一次“摸清家底”的彻查工作,这次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查清各省分行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资产的真实情况,以便农行在上市前消化这些历史包袱。

在彻查工作开始后不久,罗熹带队考察了湖南、湖北、河南三家分行。之所以选择这三个省份,随罗熹调研的一位农总行官员表示,“这三家分行均是经营比较困难、股改准备工作量较大的分行。”

3个月清查工作结束后,便产生了农行常德分行向长城长沙办剥离46.21亿元不良资产的结果。这笔不良资产如此庞大,不得不让人怀疑其背后暗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记者致电农行常德分行询问这份巨额不良资产的明细时,该分行的相关负责人以涉及经营机密为由拒绝答复。

最终,《财经时报》联系到一位因涉嫌违规剥离12亿元不良资产,2007年被农总行开除的原农行常德分行一位副行长,他向记者透露了其中的内幕。

“据我了解,这次剥离的不良资产是2004年、2005年两个会计年度的不良资产,相比上次多了一个会计年度,自然涉及的金额较大。” 这位原副行长表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农行常德分行虽然是二级分行,但当时农总行没有把贷款审批权回收,二级分行行长一年的贷款审批额度有十多个亿,那两年发放的贷款中有部分无法收回,便采用惯用的方式将这部分经营损失以正常的呆账剥离;二是这46.21亿元不良资产并不完全是常德分行的,为达到多剥快剥的目的,这其中有部分不良资产是从湖南的其他二级分行划转过来的。”

46亿元的背后

46.21亿元!一家二级分行一次性剥离如此庞大的不良资产,难道就没有引起长城长沙办的注意?

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商业银行在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时,资产管理公司需要进行确认,并对相关的账目进行核查。

长城长沙办政策性资产处置部的一位经办人介绍,“由于账目核查工作量大,办事处工作人员少,往往只能进行书面上的资料审核,只要是余额总数一致就按正常程序剥离,尽管知道这其中有作假的可能性,但由于银行的作假手段越来越高明,仅凭办事处的账目审核是很难发现问题的,除非是专业部门对账目进行审计。”

据了解,农行常德分行为了将经营损失转作不良资产顺利剥离给长城长沙办,便通过私刻公章、复印公章,并采用刀刮裁剪套改等方式伪造国家公文,“炮制”了一系列资产管理公司核销剥离所需要的工商、法院、公安局、会计事务所等文件,再借划转之机,制造顺利剥离不良资产的假象。

长城长沙办资产经营一部常德组的一名项目经理向《财经时报》透露,根据他多年处置农行常德分行不良资产的经验发现,在处置过程中,银行的造假行为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而且几家分行联手作假也是常有的事,一旦被发现后,银行都会出来自己主动摆平。

回购迷雾

《财经时报》在采访过程中还意外获悉,在此次剥离不良资产后,还发生了另外一件蹊跷的事情——该行主动回购资产包,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自己主动摆平”。

回购资产包,是指银行将不良资产剥离后,资产管理公司通常会将其打包公开拍卖,而在正常拍卖前,银行主动将资产包购买回收。

对此,农行常德分行相关负责人给出了自认为符合“逻辑”的解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让国有资产流入到民营企业或私人企业主的手中。”

但一位曾参与2006年农行常德分行审计的审计署驻武汉特派的工作人员对这种解释表示质疑,“如果真的是不良资产,那就是银行的包袱,被剥离拍卖对银行是件好事,怎么可能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那么,银行回购资产包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财经时报》还是在从原农行常德分行的副行长那里了解到了回购资产包的大致脉络。

“资产包回购在此前的不良资产剥离后就发生过,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位原副行长坦言。

实际上,农行常德分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主要由损失类和呆滞类两部分构成。按照农总行的相关政策,在不良资产未剥离前,有两种途径可以处理,一是排队等核销,但所需时间很长;二是要全额计入损失,这样银行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且账面会很难看,只有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是最可行的方法。

“而长城长沙办收购农行常德分行不良资产的成本非常低,损失类的对价是1%、呆滞类对价是30%。例如,一个500万元的损失类资产包,资产管理公司支付5万元的对价就可以取得所有权,随后银行又以高出成本价1至2倍的价格将资产包买回。”

这样倒腾的好处是,资产管理公司不用费劲周折拍卖,便可以很“轻松”地获得翻倍的收益,而农业常德分行将资产包回购后,就掌握了对资产包的处置权,可以不再受任何政策限制地将资产进行重新分类,对于有经营能力的企业,银行会向他们继续催收贷款,而确认不能收回的贷款则按呆账进行再次核销。

资产管理公司的角色

就在4月底农总行接到举报信后,便派出了专项检查小组进驻到农行常德分行。与此同时,农总行还开始对今年剥离的不良资产进行抽查,目前还发现农行连云港(601008行情,爱股,资讯)分行也存在同样的违规问题。

其实,农总行是禁止资产包回购的,早在2002年,总行在对广西分行《关于打包收购已剥离资产的批复》中,就明文禁止“以任何形式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签订收购已剥离不良资产的协议”。

但时至今日,专项检查小组展开调查已有两个多月,但农总行迟迟未对农行常德分行的再次违规开出任何罚单。

农总行行长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向《财经时报》透露,“这次农行常德分行的违规问题不仅是这一家分行的行为,还涉及到湖南另外几家二级分行,牵扯面非常广,所以短时间内很难全部调查清楚。另外,参与违规操作的当事人,有些已经离开农行,这也为处理工作增加了难度。”

而在监管部门看来,农行违规剥离不良资产和回购资产包并非单纯的“个人行为”,资产管理公司可能在其背后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去年审计署在对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审计时发现,资产管理公司处置银行剥离的资产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些地方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联手造假,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处置资产过程不透明,内部交易和关联交易问题较多。”银监会银行监管四部的相关负责人分析。

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农行即将剥离的8179.73亿元不良资产,或许将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是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最后一块大蛋糕,在这过程中要避免发生违规操作,农行亟需进一步完善内部管控机制。

链接

农行违规金额超500亿

审计署发布了2006年第4号审计结果公告,公布了中国农业银行2003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审计发现,农业银行违规经营问题比较突出。

其中,2006年5月至10月,审计署驻长沙特派办对农行湖南省常德分行2003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问题77个,涉及金额12.11亿元。

目前,已基本整改到位的问题66个,涉及金额10亿元,对56名责任人作出处理,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人、移送银监会2人、开除9人、留用查看4人。

在严肃追究责任的同时,湖南农行抓住典型,举一反三,全面清查隐患。针对审计揭示的常德分行在不良贷款剥离和回购中存在的严重违规行为,该行由监察室牵头,审计、风险资产管理部门配合进行整改,并将整改结果作为考核评价业务部门和支行的重要依据。对重大违规问题,该行成立专案小组进行严肃查处。(崔帆)

06/10/2008

国家为我做了什么

南方周末10月2号有一个主题《国庆特刊·我和我的国家》,里面一篇“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我把标题抄录如下:
 

【行动图解·2008】国家为我做了什么

让战争远离国民59年

免除中小学学杂费

救民于危难之中--(这个是指08年的诸多“天灾”)

设立“奥运示威区”

修路架桥,尽国家本分

。。。。。。
国家为我做了这么多,真的感激涕零。我主动要求将本人的所有收入,悉数当作税金上缴国库。
是中国人的顶!

 

02/09/2008

[转贴]1799年同时去世的乾隆和华盛顿的比较

1.宣布移交权力的比较:

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起,在年节、庆寿宴会、恩科、恩赉、巡幸、祭祀、普免、加授等活动中,都加入“归政”的宣示。天无二日。乾隆六十年九月三日(1795,10,15)册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的谕令宣布:“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

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前,发表《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宣布退出候选总统的行列。演说祝福:“愿你们在自由的庇护下,认真维护并慎重使用上帝的赐福,各州人民享有更美满的幸福。“,并忠告:“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思考的习惯会使那些受命管理国家的人谨慎从事,不超越宪法规定的他们各自的权限,避免一个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去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力。侵犯职权的风气易使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为一,这样,不管建成何种形式的政府,都会产生一种地道的专制。正确估计支配人类心灵的对权力的迷恋及滥用权力的癖好,就完全可以使我们相信这种情况是真实的。行使政治权时,必须把权力分开并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受托人以便互相制约,并指定受托人为公众的福利的保护人以防他人侵犯。”(《华盛顿选集》第320页)


2权力移交仪式的比较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1796,2,9),举行授受大典。皇帝侍太上皇帝到奉先殿行礼,接着太上皇帝御太和殿,亲授“皇帝之宝”国玺,皇帝下跪接受。太上皇帝受贺毕,还宫。皇帝即位,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颁行天下,恩赏臣民不等。乾隆传位诏书宣布:“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太上皇把三十八岁的嘉庆仍当小孩看,处处不放心。正月,接见朝鲜冬至使时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1797年3月3日晚,华盛顿举行告别宴会,气氛庄重热烈。宴会快结束时,华盛顿举杯,向着亚当斯、杰斐逊、各国使节及其夫人们,用激动的口气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公仆的身份为大家的健康干杯,我真诚地为大家的健康干杯。祝大家无比幸福。”话音刚落,欢乐气氛烟消云散,英国公使夫人竟凄然泪下。4日,新总统亚当斯宣誓就职,华盛顿以愉快、坦然的心情注视着自己的接任者进入总统办公室,他把身上的重担撂给了亚当斯。9日,华盛顿全家离开首都费城,15日抵达家乡弗吉尼亚州的芒特弗农。华盛顿从纷扰的政治舞台上从容不迫地走下来,慢慢地消失在普通百姓中。


3。退位之后是否掌握迷恋权力

嘉庆帝只接到一颗“皇帝之宝”的国玺,毫无权力。整个国家陷入停滞状态,“盖太上皇,诸凡事务不欲异于前日,故自下举行甚难云矣。”嘉庆帝形如傀儡。迷恋权力者看守不住权力。健忘的乾隆继续“乾纲独揽”,不肯发挥年富力强的嘉庆帝作用,和珅乘机舞弄权柄。

1799年接近总统选举,联邦党人因党内分歧和声望日衰,有人又想请出华盛顿竞选总统,华盛顿坚决拒绝。7月21日,他从芒特弗农农场致函特朗布尔州长: “如果确实有人想要我来作他的继任者,则我感到十分遗憾。。。。。我热切地希望在我退休期间能够宁静地住在这里,度过馀年。”

4。在位时是否受到监督制约

乾隆在位时,向他提建储建议的秀才金从善被杀头。1886年弹劾权臣和珅的家人刘全逾制不法的御史曹锡宝,1887年弹劾和珅亲信、直隶总督刘峨的通政司参议孟生蕙,都受到严厉惩处。皇清的监察机构形同虚设,皇帝的权力毫无制约,毫无纠错能力。人民起义此伏彼起。

美利坚民族格外珍视民主传统。先辈们是不堪忍受专制压迫才来到新大陆的,“五月花”号公约就是他们希望的统治原则。他们非常担心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被专制、独裁取代的悲剧在新大陆重演。对民族有大功的人最可能异化为对民族有大罪的人。华盛顿刚任总统后,有一辆精致的专用马车,尽管不能与后世的空军一号媲美,仍受到民主人士非议:“华盛顿并不反对在共和政体上装点君主制的色彩”,华盛顿第二任就职前十天,是他62岁生日,首都费城举行庆祝仪式,教堂每半小时响起钟声,海湾舶船彩旗飘扬,两院成员和数百公民等待总统会见……弗雷诺主编的《国民报》抨击这种君主式的生日闹剧已由一些邪恶之人为了邪恶的目的以极大的努力加以推行。就连被怀疑为推进君主制的汉密尔顿,也不赞成举行隆重的、有群众参加的第二任就职仪式,建议总统只需在各部门的首长面前宣誓就职即可,杰斐逊表示同意。华盛顿被限制在参议院的小房间里,心头火起,发表了几句演说就以最快速度离开会场。

他事后写信发牢骚:“在我任职期间,我就把自己视为公仆。如果他们在此期间,进而将我称为他们的奴隶,我亦无异议。”顿在任时还被舆论和报纸说成是 “政治伪君子”、“政治老糊涂”、“傲漫的专制君主”,不是“国父”而是“后父”。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元首。正是有了高度民主权利意识的美国人民,才造就了不敢侵犯人民权利的美国元首。

5。元首生命结束是否成为政策变更的契机

乾隆这位东方巨人倒下去了,他的时代也随之结束。嘉庆亲政伊始,就把乾隆压制的宗室,原降贝勒,或降郡王者,一一重新晋封。又赦乾隆间文字狱涉案人员。最大快人心的是,把权倾一时的和珅逮捕下狱,处死,勒令抄家,为推行新朝之政扫清了道路。

华盛顿的逝世对美国的政局未发生影响。人们并没有因为怀念他而多投他所倾向的联邦党人的票。1801年,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当选为第三任总统。
01/09/2008

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

  第一条 Amendment I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译文: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第二条 Amendment II
  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译文: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

  第三条 Amendment III
  No Soldier shall, in time of peace be quartered in any hous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Owner, nor in time of war, but in a manner to be prescribed by law.
  译文:未经房主同意,士兵平时不得驻扎在任何住宅;除依法律规定的方式,战时也不得驻扎。

  第四条 Amendment IV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shall not be violated, and no Warrants shall issue, but upon probable cause,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 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d.
  译文: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

  第五条 Amendment V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except in cases arising in the land or naval forces, or in the Militia, when in actual service in time of War or public danger; nor shall any person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c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or limb; 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nor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译文: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书,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他重罪的审判,但发生在陆、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除外;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第六条 Amendment VI
  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a speedy and public trial, by an impartial jury of the State and district wherein the crime shall have been committed, which district shall have been previously ascertained by law, and to be informed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accusation; 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him; to have compulsory process for obtaining witnesses in his favor, and to have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for his defence.
  译文: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该地区应事先已由法律确定;得知控告的性质和理由;同原告证人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对其有利的证人;并取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

  第七条 Amendment VII
  In suits at common law, where the value in controversy shall exceed twenty dollars, the right of trial by jury shall be preserved, and no fact tried by a jury, shall be otherwise reexamined in any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n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common law.
  译文:在习惯法的诉讼中,其争执价额超过二十美元,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应受到保护。由陪审团裁决的事实,合众国的任何法院除非按照习惯法规则,不得重新审查。

  第八条 Amendment VIII
  Excessive bail shall not be required, nor excessive fines imposed, nor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 inflicted.
  译文: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惩罚。

  第九条 Amendment IX
  The enumera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of certain rights, shall not be construed to deny or disparage others retained by the people.
  译文: 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 Amendment X
  The powers not deleg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Constitution, nor prohibited by it to the States, are reserved to the States respectively, or to the people.
  译文: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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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以上十条及另两条法案起草完成,1789年获得全部13个州的认可,《权利法案》正式生效,延用至今。
1787年-1789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十年后(1799年)乾隆驾崩。。。。。。
12/08/2008

还是孩子么?

  中新网8月12日电 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在一个专访中透露,开幕式上那首震撼人心的《歌唱祖国》并非舞台上的“微笑天使”林妙可所唱,那个稚嫩、真挚的声音来自一位7岁的小女孩杨沛宜。

  陈其钢透漏,杨沛宜小朋友的落选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对外形象,是为了国家利益。

  对陈其钢的这个说法,部分网友表示认同,称林妙可与杨沛宜都是“英雄”。但是也有网友进行了反驳,认为“假唱不好,让小孩假唱更甚”、“请把最后一点纯真留给孩子”。

  据悉,7岁的杨沛宜是北师大附中的学生,开幕式后,杨沛宜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她有没有觉得遗憾时,她回答说不遗憾,开幕式上有自己的声音已经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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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的眼光果然还是不错的,我的精神状态问题也不是很大的。
孩子固然没有错,但失去纯真的孩子,怎么看怎么都不象个“孩子”了。差别只是林已经失去了纯真,而杨早晚也会失去纯真。
可怜的孩子。。。
虽然不舍杨这张可爱的笑脸,但真心的希望她快点失去自己的纯真,那样生活会更简单一些。
L林妙可
Y杨沛宜
 
11/08/2008

孩子。。。

我常常会把一些我个人的意见,当成是普遍的、理所当然的意见。
就象这次奥运开幕上唱歌的小姑娘,在我眼里,一如既往的可以被掐死。我也觉得大家都应该象我一样,觉得这小孩可恨可恶。不过好像问下来,大家都觉得不错。
所以我反思是不是自己的精神有问题。不过想来也没什么大的症状,只是跟别人的关注重点不同而已。就象喜欢的人,虽然喜欢,但也觉得小孩的表情僵硬、做作。但他们认为这是大人教育的错,与小孩本身无关。
我当然也同意这是大人教育的错,不过如果小孩连纯真都被洗掉了,那怎么又可以称其为小孩呢?没有纯真的小孩,与可爱无缘。
我还是比较喜欢看外国小孩,在镜头前面,或胡闹、或呆滞,总之表现出来的是人的纯真本性。
不过在这个神奇的土地上,想保留人的本性,还真是蛮难的。
 
14/05/2008

。。。

因为地震的原因,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受难着身上。看的也全是这方面的消息,因此到现在似水年华也只看了不足百页。不过不知道是我年纪大了还是怎么了,有关普鲁斯特重视他母亲的晚安吻这一部分,虽然在前言已有交待,据说足以显示这是怎样一个敏感的人。但看下来,还是觉得。。。吾册那,特腻心了!!!
不好意思,第一次在这个18不禁的版面说脏话,不过真TM太恶心了。看来我现在不适合再装高雅了。
 
BTW,顺便向死难者哀悼!
05/05/2008

追忆似水年华

这几年全是靠快餐和零食果腹,居然没认真吃过一顿正餐。从今天开始读《追忆似水年华》,补一补营养。每天十页,正好一年读完。
立此志为凭,防止自己半途而废。
 
 
我今天挖掘了很久,但仍然想不起是哪一个片段让我突然想到这个书名。只记得早上在群里问别人,有无好的读书网站,别人推荐新浪、起点。我说还是腾讯吧,因为买了它的股票。后来在腾讯上看了一个关于唐朝的专题,翻了两眼,就突然跳跃到似水年华了。这期间的心路历程好像不太连贯。
 
因为对这本书的无限尊敬,使得自己居然一直不敢去读。高中时好像有想过等过了大学把它读完,因为怕自己当时年幼,读不出韵味。谁知,一转眼30已过。今天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依旧是带着膜拜的心的。不可能象大学时候一样,连续几个星期不上课,从早看到晚。现在只能每天从无聊中挤一段时间出来能看几页是几页。希望自己可以顺利把它读完。
22/04/2008

疯狂,却掩饰不了心中的颓唐

周六去西塘,虽然天空不作美,但周日终于雨停片刻。扔沙包,到今天仍然浑身酸痛,呵呵,看来不服老不行。
感觉最近都蛮疯狂的,却又说不出疯狂在哪里。只是感觉而已。玩的疯狂,又是杭州又是西塘,又想着这里那里。疯狂更在脑子里,TBT、法国、家乐福,似乎有很多东西在让人疯狂,让人的想法疯狂。脑子总是乱乱的,想法向水一样涌出,但也很快的流向不知所终。
但疯狂,却掩饰不了心中的颓唐。
不管用什么理由来为自己做借口,心中历程探到最后,都只是可笑的股票而已。
退休的计划本就飘渺,现在更加遥不可及了。。。
 
今天PH剖腹产,祝母子平安。
 
17/04/2008

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

最近实在心情不好,没心思写东西。从猫眼上转载一篇文章。只为了留着自己看,没有要教育谁的意思。那些爱国青年基本不可能静下心来读点什么东西的。如果读过点东西,也不会象现在这样无聊了。

 

[转贴]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 (秦晖)
文章提交者:wangyu0413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秦晖
    
    
    数月前报载:当中美贸易谈判之际,我留美经济学会的徐滇庆先生“爱国”心切,向国家领导人上一奏折,主张中国应与美国对着干,哪怕引起双方互相制裁。徐先生慷慨宣称:虽然相互制裁会使中国受到比美国更大的损失,但咱不怕!
    
    因为美国人若因相互制裁导致20万人失业,克林顿就得下台,而我们虽然会有1000万人因此失业,但政府照样稳如泰山,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承诺”对他们的饭碗负责!好一位爱国志士,好一番豪言壮语!美国人对我们不平等,我们当然要反击。但怎样反击?徐先生的办法是宣布:中国老百姓比你们贱得多!你克林顿怕美国老百姓,而中国老百姓在我眼里算什么,区区1000万人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家奴,谁个“可以说不”?我“从来没有承诺”尊重这些人的意志,你克林顿其奈我何?
    
    真是咄咄怪事: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这就是某些中国人的“爱国主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是低人一等的。为了维护自己与亿万同胞的人格尊严与公民权益,一雪中国人低人一等的国耻民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真正的爱国者们前赴后继,为国人的平等地位艰苦奋斗,虽九死而无悔。然而另有一等“爱国主义”者,他们的“爱国”方式却是:什么?你洋人视中国人低人一等吗?你居心叵测!中国人明明低人三等,你怎么竟敢说只低一等?
    
    当然,很少有人明白说出这种话(不过象上述的徐先生也把这意思表述得够明白的了),但这样的逻辑却贯穿于他们的许多言行中。就拿香港的民主化来说吧,彭定康搞政治改革肯定是有英方的利益考虑的,不然他为什么只允许立法局“部份”直选而不是全部直选?一是为了保住亲英的官方议员的位子,二是怕更开罪于北京当局,影响英国人在华商业利益。但这本不足奇,能指望洋人“大公无私”地替我们着想吗?关键在于这件事本身究竟是进了一步呢还是退了一步。当年英美二战时与我们联手打日本又何尝是为我们着想,而没有利己之心?但我们对此并未“说不”,因为这总比勾结日本打我们合乎公理。
    
    而这一政改惹恼了某些“爱国”者,这也不难理解。如前所述,肥彭的政改并不是不可非议的。但有趣的是这些“爱国”者一不指责这次选举只是部份而非全部直选,二没揭露选举有何舞弊、施压或贿选之丑,三也没有表示怀疑它的普遍、平等、自由、无记名性质。我们的“爱国”者怒火万丈的原因只在于:“英国人统治香港百年没有给港人以民主,为什么现在要给港人民主?”原来英国人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把600万中国人的民主权利剥夺到最后一秒钟,为什么不让港人做奴隶做到1997年,而只让他们做到1995年?为什么英国人做主子不做到底?……
    
    不仅如此,当英国人在诸如新机场工程和西北铁路这类明显是为英国商人争经济利益的事情上漫天要价时,某些“爱国者”最终总是更愿意让经济之利而换取不搞“政改”:我让你狠敲香港一笔竹杠,你给我做主子做到底罢!别的都好商量,千万不能让那600万贱人鼓捣什么“权利”呀!……
    
    香港是如此,大陆就更其然了。有这样一些“爱国”者,日本军舰控制了我们的钓鱼岛(以及以该岛为基点的半个东海大陆架),他们不在乎(当然,他们高兴地说,日本“让步”了,没有承认日本“民间团体”在岛上的作为,但岛子仍是在日舰的“保护”下);香港两大派为“保钓”结成了1989年以来首次爱国联合行动,他们不高兴,却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人权外交”表现了最大的“义愤”。老实说,中国公民的民主、人权,中国人的人格尊严主要应靠自己来争取,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西方的“人权外交”与“利益外交”相比,历来只居次要位置,尤其是西方的资本家决不会把中国人的人权看得比赚中国人的钱更重要。当年索尔仁尼琴到美国,大骂美国资本家向苏联克格勃供应尖端警察技术:“今天在苏联用来追捕异见分子的技术手段可算最先进了,为此今天我要‘感谢’你们西方资本家!……为了赚钱它可以完全丧失良心。”(见其1975年6月30日《华盛顿演讲》)中国人对此决不会没有同感。
    
    但即使如此,我们那些“爱国者”们仍然对“西方来的”民主、人权表示了最大的恐惧。他们集中火力抨击别人要把“西方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什么叫“西方的人权标准”呢?据说就是中国公民(不是西方人!)应当享有言论、结社、新闻、出版……等等自由,就是不能随便镇压持“异端”思想的中国人(不是西方人!),一句话,就是中国公民可以说“不”了!而我们那些“爱国者”认为:高贵的西方人可以享用这些“标准”,下贱的中国人怎么配?美国公民可以说不,而中国公民(“公民”一词本来就有“西方人权标准”之嫌,奈何人心不古,我们的“爱国者”也就将就着用了)也敢说?还有没有王法了!
    
    还有些“爱国者”这样论证说:人权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象中国人这样的穷光蛋只应当保住“生存权”(仿佛当年那因领袖的一时狂热而饿死沟壑的几千万农民和上至刘少奇、彭德怀,下至张志新遇罗克的许多共1产1党人或非共1产1党人都保住了“生存权”似的),而政治自由这类权利那是太奢侈了,还是让西方人专享吧!
    
    有人批评这些“爱国者”为国粹主义者,那太不公平了!他们其实还是很开放的,比如西方中世纪的“标准”,象异端审判等等,他们并不认为不适用于中国,还有霍梅尼、萨达姆以及日里诺夫斯基等等,其“标准”也是很不错的。所有这些“标准”的核心就在于不许本国公民有“说不”的权利。这样的“标准”当然是触犯不得的。
    
    还有人批评这些“爱国者”过份拘泥于意识形态信条,这也是冤哉枉也。且不说*经典中不乏拥护“西方人权标准”的内容(其实正宗*本身就是“西方人权”的产物),就说眼前吧,严辞拒斥“西方人权标准”而把50万印尼共1产1党人几乎斩尽杀绝的苏哈托总统,不许本国人民“说不”而使德钦丹东、德钦辛等几代缅共领袖血染其刃的缅甸军政权,如今都被我们的“爱国者”引为同志,余复何言!
    
    既不是出于对“国粹”的钟爱,也不是出于对意识形态信仰的执着,更不是出于对12亿中国公民权益的关心,那么我们的那些“爱国者”何为乎哉?
    
    其实,虽然“民族主义”这一话题被海内外(尤其是海外)一些传媒炒得火热,褒贬纷纷,而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实在不能算高。虽然大骂好莱坞的“文化侵略”之声不绝于耳,美国的音像与信息业者纷纷对国人的“盗版侵权”兴师问罪(毕竟商人不同于传教士,他们对“保护”他们的版权看得比向我们传播“文化”重要得多,若不是他们树起这“版权壁垒”,国人对这“文化侵略”的接受程度不知会大上几倍),但我们的国民对盗版光盘依然趋之若骛;美国人在版权问题上“苛求”我们的确是很“霸道”,但如果他们听任潮水般的盗版光盘及其他信息产品充斥我国,这“文化侵略”不就更厉害了吗?实际上,尽管我们的那些“爱国者”视民主、人权如洪水猛兽,许多国人(包括那些“爱国者”自己)对西方花花世界的兴趣实在比对民主、人权的热情要大得太多,而民族自尊心则比“爱国包装热”小得太多,这倒是真正令人担心的。
    
    民族自尊心不存,谈何“民族主义”?因此尽管本人不赞成狭隘民族主义,但值得担忧的倒是:如果外界误以“包装”为世情,以为真的面对一个“义和团中国”,那倒会助长国际社会对国人的偏见。另一方面,国内当权者也可能利用这种误认而以“包装”者为奇货吓唬外界:你若再谈人权,我便放出“义和团”!两者综合的结果,会导致国际上在人权呼声降低的同时对我国国家利益的排斥反而加剧,果真如此,对中国与世界都不是好事。
    
    其实,民族自尊心的下降与“中国公民不能说不”直接相关。而一个其公民被剥夺了“说不”权利的国家就真能对外“说不”吗?也许是能够的。本世纪伊始,紫禁城里的老佛爷就因为列强同情“康梁逆党”并反对废黜光绪帝而佛心大怒。这个曾动用海军军费修建自家园林的慈禧太后创下了空前绝后的“说不”壮举,同时向世界列强“宣战”。几十万拳民被她召来攻打各国驻华大使馆,在她半真半假的“说不”游戏中尸横遍地。而当八国联军蹂躏神州大地时,老佛爷为了保住她的权势又连声说“是”了。这同样得以大批屠戮拳民来表达。“说不”也罢,“说是”也好,亿兆国人在她都不过是“家奴”而已,她可以大批驱使“家奴”去当炮灰,也可以“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甚至拿成千上万的“家奴”人头作礼物献给“友邦”!
    
    因此,“中国可以说不”要真有意义,中国公民就首先要有“说不”的权利。没有公民的尊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尊严。印度民族的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中华民族之魂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对于那种“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伪民族主义,这两句话应是最好的回答。

11/04/2008

《蓝太阳》

要感谢刘福朝老师让我对写东西这件事不是那么的排斥。当然只是不排斥而已,远不是喜欢。因为和我的懒惰相比,这些都要排在后面的。基本上我一直秉承着能看书就不写字,能聊天就不看书的作风。
写东西是要看心情的。心情好的时候,基本上是写不出什么东西的。我所认可的伟大的作家的伟大的作品,都是因为心中苦闷而产生的。当然泰戈尔算是一个另类。但我说的是大部分到绝对。其他的所谓展现美丽的作家,基本上是些恶俗的小资,或者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多年以前我有构思过一个故事。当时生活乏味感情空虚,写了几个短短的小故事后,就开始构思一个长长的大故事,当然构思了好多年一直在构思。因为当时迷恋马尔克思的魔幻现实主义。所以我的构思也很魔幻很现实,名字叫《蓝太阳》。讲有一天太阳变成蓝色了,大家都兴奋异常,觉得似乎太阳蓝了之后生活也会改变颜色,随后一堆生活乏味感情空虚的男女主人公,开始上演爱恨情仇。
最近又有写东西的冲动。你可以猜测我失落了、失意了,但我不可能失恋了,反正就是想写。当然也只是构思阶段,名字还是叫《蓝太阳》吧。不过看了一年的科幻小说,我也打算写成科幻的,而且是三部曲。
第一部:某星球的居民终于在公元XXXX年与邻近星球上的智慧生物接触,科技达到很大的进步并加入一个更大的星球社交圈。但在交往中发现其他星球的太阳在若干年以前先后变成蓝色。某星球的居民面对这个问题或烦恼或期待或抵触或欣喜。于是一群外星生物开始爱恨情仇。
第二部:终于在公元XXXX+XX年后,某星球的太阳开始变成蓝色,逐渐的。于是外星生物继续或这样或那样或此样或彼样的爱恨情仇。
第三部:公元XXXX+XX+XX年后,也就是太阳变蓝XX年后,当时的外星生物变老了,开始反思那一段不平凡的日子,下一代的外星生物接着爱恨情仇。
大致就这个样子。因为缺少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所以我打算写成软科幻,或者直接写成魔幻的。加些卑鄙的巫师元素、邪恶的生物元素和正义的骑士元素。
我继续构思,等出了书帮你们签名。
09/04/2008

愚昧,也是一种信仰

 

很多人不知道LL的百分比生活是怎么样的。其实知道我工作的人都了解,我每天的心情是跟我的资产配置、以及股票涨跌息息相关的。基本知道其中的两项,就可以推断出另一项。这实在是件让人难堪的事,因为一直告诉别人,做投资重要的是心态,然而自己似乎总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百分比的影响。没办法,也算是个职业病吧。

 

人到中年,感情平静了,也希望各方面都稳定,希望有一颗宁静的心。这在从前是难以相像的。不久前年轻气盛,觉得事事平稳,犹如一年没有四季,淡出个鸟来。现在却希望自己处处心平气和身体要紧。

 

但平静,也不是那么容易求的。想来想去,如果要追求心里的平静,似乎宗教是个好办法。的确,看大爱台法师讲经、牧师布道,虽不信之,但观其颜、闻其音,心里真的会平静下来,仿佛多了一个微笑。之前也看过佛经、圣经,但总也摆不脱唯物主义的阴影,无法去接受各国造物主的能力。所以总也没有找到自己的信仰。我想在这个国度没有信仰是种常态吧。

 

不过倒也有别的办法让人平静。就是做愚昧状,不看不听不知道,那自然也没什么可以让人或失意或失落或失恋的了。我也学着白痴一点吧,少关心一下不该关心的事。

03/04/2008

不丹,是个国家,你知道吗?

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写东西,尽量多点风花雪月,少一点牢骚。不过没办法,年纪大了。容易牢骚。
 
下面这文是上周南方周末的一篇稿子。全文转载。认识一个全新的国家。
 
 
不丹概况
    面积3.8万平方公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其东、北、西三面与中国接壤,南部与印度交界。国土面积的74%为森林所覆盖。
    人口约73万。不丹族占80%,其余为尼泊尔族等。西部不丹语言“宗卡”和英语为官方用语,南部操尼泊尔语。藏传佛教(噶举派)为不丹的国教。
 
    是要一个存在了一百年的,以6%的增长率带领人民稳定发展了二十多年的君主制度,还是要一个人民当家做主,但却陌生、不知前景的民主制度?
    对不丹国民来说,该问题没有选择,因为他们的国王早已经做出了选择。
    这个群山围绕的喜马拉雅王国,在3月24日,完成了从世袭君主制国家到议会民主制国家的飞跃。在从早晨8点到下午5点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不丹25万身穿传统服装的选民,有秩序地在全国各个投票站排队等候,用电子投票器的按钮选举了一个新的政府。
    尽管许多人依然表示对民主的未来存有疑虑,却兴奋地围在电视机前,看各个选区票数的实时报告。当天晚上,胜负已见分晓,繁荣进步党以绝对优势击败对手人民民主党,繁荣进步党主席吉格梅·廷里将出任总理。
 
国王总动员
    3月24日,选举日,选举委员会首席专员孔章·旺迪向熟悉的人打着招呼,加入排队的人群。即使在迈入大门之前,他依然不愿意透露会选择哪个党,“我得到里面再决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开玩笑说。
    和所有的选民一样,他要被查验证件,食指上被工作人员划一道线做一个标记,再走到挡板后的投票桌,按下投票的按钮。
    投票出来,孔章·旺迪表情轻松,很熟练地向媒体表示为自己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感到高兴。但仅仅在一年之前,孔章·旺迪甚至连这样的姿态也做不出来,他热爱国王,“选举选不出这样的领袖。”他曾对媒体忧心忡忡地说。身为负责选举工作的最高长官,他一直内心矛盾:为了实现国王的意愿,他就要做好削弱国王权力的工作。即使在今天,很多人在胸前佩戴为大选制作的徽章,孔章·旺迪还是另戴一个国王像章在选举像章之上。
    在不丹,孔章·旺迪代表了国民的普遍心态,民主是国王强行送给人民的礼物,人民想不要都不行。两年前,在任34年的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宣布退位,王位传给1980年出生的儿子,他同时告知国民,不丹将在2008年走向民主,权力交给人民。面对国王的决定,不丹国民的反应是震惊和忧虑,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需要民主,有些上了年纪的人甚至掩面哭泣。
    根据不丹宪法,在国民议会选举结束并成立新政府后,国王是不丹的国家元首,而议会在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下可以弹劾国王。“没有不丹人愿意接受这个美好的重担。”已经带领繁荣进步党赢得这次大选的吉格梅·廷里曾经说。吉格梅·廷里曾担任两任首相、外交大臣和内务文化大臣。
    不丹国民对君主制度的留恋基于国王这些年的卓越成就:在南亚一些民主制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依然陷于混乱的时候,不丹却在持续稳定发展。1972年,当第四任国王刚刚继承王位时,不丹非常贫穷,人均寿命只有40岁,但在国王的带领下,不丹走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在水电、旅游、采矿等产业带动下,经济连年高速增长,2006年,不丹人平均寿命已经达到66岁,人均GDP达到1400美元,是印度的两倍,实际GDP的增长达到8.5%。
    不丹是老子所倡导的“小国寡民”幸福生活的现实版本。刚刚50岁就宣布退位的国王具有伟大的人格魅力,总是行走在不丹的各个地方,和人民直接交谈。每个国民都可以直接上书,人们有意见或建议,会把书信留在他车辆经过的路边,拿石头压住,等待他亲自下车取走。
    国家的欣欣向荣体现在各个方面,首都廷布到处都是建筑工地,道路在修整,楼房也在拔地而起。但不丹的新建筑全部都是传统的藏式风格,并且最高不超过6层,与原有的城市风貌和谐地结合。城市建设体现出不丹的治国理念——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曾经在英国受过教育的第四任国王在1970年代提出了这个理念,他认为国家政策应该关注人的内心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并且认为这一指标比GDP更重要。
    因此,今日不丹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以牺牲环境和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为代价。
    但国王的目标更为远大,他的最终目标是把权力移交给人民。
    第四任国王早年的英国私人教师、现在不丹居住的迈克·伍德兰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人怀疑第四任国王是因为面临某些压力才决定推进不丹民主化,据他所知这不是事实。1992年左右,第四任国王已经开始在和他探讨在不丹建立民主政治的规划,国王那时就担忧,随着不丹和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绝对君主制会让政府变得不稳定,国王多次表示,君主制度不能保证永远都有好国王。
    第五任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毕业于牛津大学,是父亲意愿的坚决推行者,大选之前的星期六,这位年轻英俊的“八零后”国王对国民进行了最后的总动员,在致国民的公开信中,他写道:“这次选举以及我们将要建立的民主是几代不丹人民的牺牲和艰苦工作的结果,它是让国家强盛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国家胜利了,那么只会有一个赢家——人民。”
    人民信任国王,既然国王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尽管他们心怀疑惑,也要努力地去实践它。81岁的阿布·哈迪从三公里外的家中赶到北廷布选区投票站,他经历了四任国王,在君主的统治下,他说自己度过了平和而快乐的时光,但既然国王已经决定把权力交给人民,为了下一代,他决定来投票给他认为称职的候选人,“我是为国家投票”。
    在投票之前,孔章·旺迪估计选民的投票率会达到百分之七十,但最后的结果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百分之七十九多。如果考虑到很多人因为路途不便放弃了回到所属选区参加投票的因素,投票率本可以更高。
    “我们为这样的结果感到骄傲,”南廷布选区刚刚胜出的繁荣进步党议员叶色·金巴说,“这说明国民非常好地接收到了国王给出的信息。”
 
“仙鹤党”战胜“白马党”
    在3月24日的选举中,不丹繁荣进步党(Druk Phuensum Tshogpa)以绝对优势压倒了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最终取得了47个席位中的44席,人民民主党只取得3席。
    繁荣进步党的标志是三只飞翔的仙鹤,人民民主党的标志是一匹白马。白马被远远甩到了仙鹤后面。
    南廷布新当选的议员益西·金巴在3月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结果,尽管他们自信会赢,但如果差别不这么大,会更好地体现民主所需要的制衡。
    这是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结果。选举前一天,两党发言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都对赢得选举非常乐观。这并非完全做态,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两党得票不会差距太大。事实上,两党状况非常相似,它们都是年轻的政党,都是为响应国王的号召而成立。人民民主党成立于2007年9月,主席为前农业大臣桑格·乃杜。繁荣进步党成立于2007年10月,主席为前任首相吉格梅·廷里。两位都是在政党成立后响应党员号召,“受邀”成为党主席的。
    人民民主党的口号是“谦卑服务,言行合一”,而繁荣进步党的宗旨是“公平正义地发展”。但因为都是在“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下展开,两党理念其实并无特别的差异。“因为这是第一次选举,也许下一次选举,政党的差异性会体现得更加明显。”繁荣进步党发言人帕登·次仁说。
    因为两党的相似性,在大选之前,很多人向记者表示不知道他们应该去投哪个党,但为何最后体现出这样的天壤之别?来自欧盟的首席选举观察员扎维尔·彭莫斯认为,两党的平台太过相近,所以选民们只能基于两党领导者的个性而不是为他们倡导的政策差异来投票。“这个结果说明,尽管人们为了完成国王的心愿而参加了投票,他们其实不想改变。”不丹最大的报纸《昆色尔》报总编辑肯里·多吉说。
    繁荣进步党的最终高票胜出得益于该党成员丰富的治理经验,相比人民民主党,他们拥有更多在国王政府中担任最高级官员的候选人,有5位曾经担任内阁大臣,吉格梅·廷里本人更是两次出任首相。
    繁荣进步党新当选议员益西·金巴也承认,人民选择他们在于相信他们可以延续国王为不丹开创的方向,“国王做了非常优秀的工作,让这个国家很好地运转,我们的工作就是继续这种运转,而不是刻意为了改变而改变,我想这其实是人民用选票向国王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佛国的选战
    在大选之前,不丹已在去年4月、5月举行过两次模拟选举,用以教育人民了解民主,学习如何行使他们投票的权利。
    其中的一次模拟选举中,红绿蓝黄四种颜色的雷龙被用来代表四个模拟的政党,让国民投票,不少农民很自然地选择了黄雷龙党,因为他们觉得黄色是尊贵的皇家使用的颜色,明亮的红色得票也不错,而绿色因为灰暗了一些,所以得票率就低。
    去年年底举行的国民议会上院选举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某边远地区,投票站所设的帐篷里没有电,一位老先生进去之后根本看不清候选人的照片,所以只好在黑暗中随便按了按钮。
    正是经历了反复练习,对投票各个技术环节的不断改善和提高,不丹人才越来越适应民主的到来。但真正的大选对人们依然是个考验,难度首先来自两党没有议题的差异,另外就是很多人因为不了解候选人,只能依靠家人和朋友对候选人的评价来投票。“我们有明白的选民,困惑的选民,周围人选谁他就选谁的选民,”《昆色尔》报一篇探讨选民心态的社论曾经这样写道。不过不丹作为一个小国,民主也有它的优势。“谁都知道谁是谁。”选举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
    新生的政党也一样,在练习赢得选民的各种技巧。廷布这样的城市,候选人几乎走遍了每个家庭去跟他们交谈。边远地区的村民们也看到“大人物”纷纷来访,许诺给他们修路、修桥、修建学校。不丹大选候选人的竞选广告上,几乎每个人的名下都挂着一串这样的承诺。《昆色尔》报上刊登一封读者来信,质疑这样的承诺是否都能实现,“如果是这些承诺都能实现,我看不丹即使不是全球,也是本地区最富裕的国家了,可是我们的候选人真能给出这些东西吗?5年的任期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是否太短了?”
    不丹是一个全民信奉噶举派藏传佛教的国家,尽管比起其他国家硝烟弥漫的选战,不丹的选战已经非常平和,但候选人们之间的攻击也不可避免,选举委员会经常接到两党对于对方“不法”行为的指控。繁荣进步党主席吉格梅·廷里在3月被指控用“激发恐惧”的方式来拉拢选民,攻击对方政党,而他辩称当时不过是提醒选民贿选等问题。而人民民主党的一位候选人在辛苦参选5个月之后,被剥夺了竞选资格,只是因为他给了两位选民在国外公开出版的有关不丹的一份资料,繁荣进步党认为那是“恶意的行为”,因为有选择性地给了资料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他还被指控“引用宗教内容达到政治目的”。但最后甚至欧盟选举观察员都认为他承受了不必要的严苛惩罚。
    当看到一党的候选人攻击另外一党的候选人,性格温和的人们感到震惊。在一个很小的社会,他们的家庭也卷入其中,本来经常在一起喝茶的妻子们再也不聚会了,孩子们都在一个学校上学,互相也感到敌意。
    紧张的情绪在一直以来平和简单的社会中滋生,这让国民感到十分不适应,民主还未给带来现实好处,他们却先听到了民主的噪音。“关于这一点,现在最好的消息是,选举很快就要结束了,”选举委员会发言人索姆·佩顿·哈耶说,“我希望人们都能回到原来的生活。”而繁荣进步党主席吉梅格·廷里在选举前就多次表示,竞选完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修补与对方党派的裂痕,即使赢了也不会搞任何庆祝活动,不会开香槟来庆祝自己的胜利。
    第四任国王的老师迈克·伍德兰德说,繁荣进步党赢得选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心理因素可能被政治观察家们忽略了,除了在执政经验上体现出的差异外,从公开的姿态看,人民民主党一直显得比较咄咄逼人,而繁荣进步党的姿态则低调谦卑些,后者胜出,大概也是一个崇尚和平的佛教社会的自然选择。
    面对人民对于未来的普遍忧虑,3月25日,即将担任首相的吉梅格·廷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肩负着沉重的负担,即在建立我们国王所展望的强大和充满活力的民主政治,这是我们的要力。”
    大选过后,廷布的街头一如往日平静。路边桃花盛开,鸽子在藏式建筑上空盘旋,满街的流浪狗在春日阳光下困得睁不开眼睛。穿着传统服装的行人和穿着现代服装的游客并肩行走,间或有红衣僧人点缀其中,导游索姆·多吉带着国外游客在高低曲折的道路上穿行,候选人的竞选海报依然张贴在路边。“这是个新的国家,新的世界。”他对他们说。
 
■资料
不丹民主历程
  1998年6月,旺楚克国王解散内阁,将政府管理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
  2001年9月,旺楚克国王下令筹备起草宪法,以结束世袭君主制,建立议会民主制国家。
  2005年3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公布第四稿宪法草案,并经国民议会审批,成为不丹正式宪法。根据这部宪法,不丹将建立两院议会制。
  2006年12月,旺楚克国王的儿子吉格梅·凯萨尔·旺楚克登基后继续推进不丹的民主政治进程。
  2007年12月,不丹选举产生议会上院。
  2008年3月,不丹举行国民议会(下院)选举.首次通过选举产生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
 
(责任编辑 李红平 实习生 王霞)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enews/20080327/pol/200803/t20080326_41258.htm
31/03/2008

歌声离我越来越远。。。

现在每周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周五和转身一起看星光三--台湾的一个唱歌选秀节目。因为专业,所以很精彩。虽然是个综艺节目,但却会被选手、评委对音乐的执着而打动。
其实我也很爱唱歌,很爱听歌。
听过的第一张专辑是齐秦的“狼”。那是才十来岁吧,被大姨带到乡下去玩,没两天就觉得极度无趣,极度想家。可我妈要再过一星期才能来接我回家。所以天天趴在村里小商店望着,就象甲方乙方里的那个老总。
唯一吸引我的是一张齐秦的专辑“狼”,也是他的第一张吧。当时除了春晚的张敏敏之外,几乎没听过流行音乐。居然发现这世上还有如此好听的声音、如此动人的旋律和歌词。接下来一个星期,就是把这张专辑听了一遍又一遍。
回到家后,央求父母买了狼I、又买了狼II。7.9元一盘磁带,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几乎有点象天文数字。再用家里的单卡录音机,听着粗糙的音质却美妙的旋律,听到卡带走音,看到扉页破烂,一直把一切都印在心里。以至在大学听熄灯广播时,仅凭两三个前奏音节,就可以知道是哪一首遗忘了好多年的曲子。
现在D版CD五块一张,还可以网上免费下载。家里有音响、MP3、还买的起一切可以用来听音乐的东西。但却没有音乐了。再没有一张CD被我完整的听完。再没有一首歌把我完全的吸引。
随着音乐的媒介越来越多,音乐本身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是音乐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27/03/2008

北大拟将禁止网上骂人明确写入校规

很庆幸自己没有考北大,也很庆幸自己没有留在大学。不然被开除也是早晚的事吧。因为我何止在网上骂人,我在生活中也是粗话、脏话不离口。没办法,一介粗人,除了用两句骂人的话来表达一下自己或愤怒或喜悦的感情,我还能怎么办呢?总不见得学古人,赋诗一首。不过其实连古人,也未必都那么文雅。近一点的,像鲁迅也是骂人的好手。幸好当时没有那样的校规,不然因为这个把鲁迅开除了,那他老人家估计要气的早死很多年。
不过当时是不可能出这样的校规的,当时还不合斜呀。骂阶级敌人,当然是大快人心,恨不得出条校规,鼓励学生口诛笔伐、最好脱光了膀子冲上阵去叫骂一番。
很快,北大学生又可以续写他们的骄傲了。因为咱TM是北大的,咱北大就TM牛,为啥?因为咱有校规:不准网骂!这在道德上是何其高的优越感啊。
 
BTW:突然想起来,不知道北大的校规有没有禁止平时骂人?